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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化解建国初第一次经济危机?人民币“维稳”

2019-10-27 15:59:24 来源:垌心网 浏览:2206

[·温/观察网专栏作家温铁军]

首先,人民币的诞生:危机的结束还是延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苏联共产党一直被称为“农民党”。理论上,苏联共产党接受了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能首先发展的观点,并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战略。然而,这一战略思想在占领大城市之初就已经陷入困境。从下面可以看出,在如此高的恶性通货膨胀率和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下,几乎不可能通过私人资本实现工业化。根据经济常识,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新政权宣布什么样的制度,只要在剩余过少、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推进现代化,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交易成本过高的城市资本和农村农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情况与今天的亚洲和非洲穷国相当: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56亿元,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84.18元。社会总产值548亿元,人均社会总产值101.17元。国民总收入35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元。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农业产值基本上都是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生产的。1949年,中国平均亩产量为142公斤,而世界平均亩产量为154公斤。根据其他数据,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当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了30%,粮食总产量仅下降了2250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该国约有150万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此外,仍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者。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如果新政府继续沿着中华民国没有意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其经济基础将难以承受中华民国持续的严重通货膨胀。

1947年上海通货膨胀奇迹(图片来源:万维网)

一方面,刚刚接管大城市、尚未结束战争的新政府一计算其经济账户,就立即发现财政赤字支出和中央政府追加资金的压力比国民政府增加得越来越多。超越意识形态,这与民国后期的宏观经济困境完全相同——高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增加发行纸币来弥补;因此,货币贬值的压力变得显而易见。

陈云表示,1949年财政收入为303亿公斤粮食,财政支出为567亿公斤,赤字为264亿公斤,占总支出的46.56%。如果不包括东北地区,海关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65.97%。换句话说,海关1元的支出只有三分之一来自财政收入,其余三分之二依赖于额外的货币。从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到1949年底,人民币一年升值160倍,1950年2月升值270倍。

另一方面,刚刚结束战争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一片废墟。与民国时期相比,发行的货币更缺乏物质基础。

在农业方面,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1949年该国牲畜数量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主要农具数量减少了30%。农村劳动力明显减少。仅在华北,与战前相比就下降了三分之一。全国受影响耕地达到1.2795亿亩,占当时耕地总面积的8.71%。粮食总产量从战前最高的一年1.5亿吨下降到1949年的1.1218亿吨,棉花产量从1936年的84.9万吨下降到1949年的44.4万吨,石油产量从1933年和1934年的5.0788亿吨下降到1949年的256.4万吨,大型牲畜存栏数从1935年的7157万头下降到600万头受害者人数达到4000万,其中700万人没有食物。1949年12月中旬,由于旱涝灾害,中国东部和北部食物短缺。据最低估计,华东缺11亿斤,华北缺18亿斤,共计29亿斤。

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材料也被大量掠夺或销毁。工业生产大大低于战前。由于工业品稀缺,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比1936年增加了45.3%。1949年,工业总产值比1936年下降了一半,重工业下降尤其严重。1949年,钢铁产量比1943年下降了90%,煤炭产量比1942年下降了50%。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钢铁工业只有7台平炉和22台小型电炉,几乎没有生产能力。发电设备总量只有114.6万千瓦,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总量只有124亿元。

此外,国家政府将相当数量的机构和物资撤至香港,其中包括29家国有垄断企业,其中包括垄断旧中国航空业的中国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和中国中央航空公司(China Central Airlines)。招商局船务公司香港公司,旧中国最大的船务公司;负责矿产品出口的资源委员会贸易部、外贸办公室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体系的九个分支机构的总资产净值约为2.43亿港元。

在基础设施方面,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交通极为不便,加剧了重要物资的区域性短缺。1949年,中国只有26878公里的干线和支线(包括台湾省的913.7公里)。道路数量少,质量差。

据1950年统计,国道和省道总长149,000公里,其中通车里程86,000公里(表4-1中为87,700公里,引用的书籍数据不一致)。与陆地总面积相比,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只有1.6公里的道路。其中,铺面公路仅占总里程的30%,绝大多数仅为铺有砾石或沙砾的低等级公路,其中60%以上为土路。在航运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解放区(不包括西南和华南)共有2357艘驳船,总吨位为381000吨。

香港、台湾等海外地区的船舶总数为448,782,000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航空工业才进入起步阶段。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现代运输货物的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为战前1936年的52.7%。

表4-1 1949年中国运输线长度

注:*包括华北地区约25万公里的农村邮政线路。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1949-1952》。通讯卷》,中国材料出版社,1996年,第7、487、957页。引自吴程明和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中国金融经济出版社,第一版,2001年12月,第70页。

不仅物资短缺,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几乎把国库的黄金储备全部拿走,中央银行已经有的硬通货储备基本上减少到零,新政权几乎没有办法取款。根据《人民日报》的一项研究结果,在国民党从大陆撤军之前,实际运往台湾的三批黄金共计277.5万两和1520万银元。根据李宗仁的记忆,1948年底,蒋介石下令中央银行将银行中所有的金、银币和外币转移到台湾,总额约为5亿美元。上海解放后,中央银行接管时,只有6180两黄金、1546643枚银币和少量外币。

因此,中国解放区政权在物资和硬通货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行了大量纸币。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灾难性地上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有四次大的价格波动。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石家庄、北京等13个城市的批发价格综合指数上升了73.84倍,石家庄最高,为85.4倍,郑州为65.83倍。天津以1949年3月为基期,年底价格上涨35.18倍。

每次价格上涨,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蔓延到全国。民生基础材料——粮食和工业基础材料——纱布,这两种重要材料不仅在波动中起主导作用,而且随着附加货币的积累,价格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

以上讨论只显示了我们多年来强调的两个观点:第一,高通货膨胀危机主要发生在现代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第二,危机压力下的私人资本不仅会在正确的周期内出现短缺,还会将资金从实际生产转移到投机经济。新中国诞生时,这两点是显而易见的。

简而言之,随着政权的更迭,刚刚问世的人民币成为新中国的主权货币,其主权货币信用需要在国内建立。如果国家货币信贷无法建立,则与货币信贷相对应的国家内部政治权力是不完整的。

如何在生产低迷、投机活跃的基础上,建设一座经济基础坚实的建筑,并以此支撑完整的国内政治主权,是国家政府以政权失败为代价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新生的中国政府如何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欣赏毛泽东的诗“一首歌使鸡叫天下白”,但那只是诗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浪漫主义的表达,学者们必须给出符合经济理性的客观解释。只有总结其形成机制和规律,才有可能引导后代在与时俱进的困难面前“从现在开始迈步向前”。

二是人民币“保持稳定”:解决纸币危机的“物质标准”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在一年多的短时间内成功应对了持续十多年的长期通货膨胀。

要问的问题是:一个革命执政党,一个近乎赤贫的国家政权,在国家统一完成之前遭遇了朝鲜战争。它在以联合国军队的名义对抗16国军队时被西方完全封锁了。当它遭受内部和外部困难时,它能做些什么来实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从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战斗和生活是矛盾的:要战斗,就必须发行更多的钱来保证军事供应,但发行更多的钱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影响经济运行,使生活困难。

基于这种情况,1949年4月,董吴彼和薄一波曾提出,由于物价上涨的压力,新政权不能发行更多的货币。这实际上相当于顺周期的“卖空”。然而,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采纳的陈云的观点恰恰相反。它是为了“做得更多”来对抗循环。陈云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全国各地恢复生产,新政府可以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动作用,所以目前没有必要担心局势失控。此外,购买控制通货膨胀的材料也需要额外的货币。

实践证明,政府直接干预“多做”,即“逆周期调整”,是摆脱危机的主要经验。

然而,必须有一定的条件来反映政府合理的反周期调整,否则南橙色很容易变成北橙色。后世经历了许多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增发货币。只有当陈云1949年提出的应对危机的命题反映出应对危机挑战的“政府理性”时,政府才能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扶持下进行反周期调整。

然而,可以与之相比的是,当国家政府也为了实现反周期调整而发行大规模附加货币时,政权却崩溃了。

因此,有必要以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为前提:只有以人民政府为基础,人民政府是由革命战争全面发动的,对全体人民负有无限责任,才能构建这种体现全面理性的双赢结果。

从实际过程来看,建国初期捍卫人民币的主要机制可以概括如下:

从短期来看,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和政治权威。一是直接对资本集中的城市实施“军事管制”,占据官僚资本和跨境资本的全部财产,建立成本最低、能够“集中解决重大问题”的国有资本体系;第二,政府直接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超大规模协调和动员重要物资,打击投机者的“硬通货”,这是改变由投机资本控制的物资价值的基础。然而,中国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也值得考虑:如果几乎所有新被主要野战军占领的大城市都没有面临投机恶性循环和高通货膨胀的严重危机,中央政府可能无法在复杂的部门体制结构和地方利益下轻松实施反周期调整措施。

从中期来看,最关键的经济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建立一个以物质产品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工具。通过政府控制的“三返”(政府债券、储蓄和工资),实现人民币与实物在城市分配体系、金融体系和金融体系三大领域的绑定,强化人民币作为货币的信用。

从长远来看,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是增加产量。新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地区,鼓励增加农副产品生产。特别是动员公众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它在荆江、淮河、海河等曾经遭受频繁洪水的水系建设了大型水利工程。它控制了洪水,把数千万亩农田从灾区变成了稳定的产粮区。从1949年到1952年,耕地面积增加了10.25%,粮食产量增加了46.1%。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水利项目都是由贷款资助的。没有农民的广泛动员,就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劳动力,也不可能分散贷款。如果水利工程全部由财政资助,将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第二是节省开支。“增产节约”的全国性运动和由此产生的“三害”、“五害”运动,大大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1951年和1952年,新政府在战争持续期间连续两年实现财政储蓄。

由于贬值,浮动利率下对储蓄、投资或劳动力的稳定预期,使人民币被全国接受,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储蓄来源。因此,社会储蓄的增加使中国银行业有能力投资信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s=i”首次在中国得到体现。

(a)发行主权货币,以提高分配实际商品的能力

今天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史大部分忽略了建国初期复杂的选择和反复试验的过程。

早在1949年4月,董吴彼和薄一波就提出,由于物价上涨的压力,新政权不能发行更多的货币。这种观点显然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政府债务利率的红线,没有基础发行更多的货币。然而,陈云主张发行更多的钱。他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全国各地恢复生产,新政府可以在经济运行中采取主动,所以暂时不必担心局势失控。中央政府最终采纳了陈云的“多做”的观点。当年的财政支出达到财政收入的2.9倍,部分原因是用额外货币“做得更多”。

如果我们狭隘地看待货币金融,在贵金属或外汇是货币发行基础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增发只能稀释其信用,因此增发属于“卖空”。然而,如果我们从“大金融”的角度来看,货币是中国共产党对冲赤字的最大手段。如果在政权大局不明朗的情况下削减财政支出,显然会束缚我们的手脚,不利于新政权站稳脚跟。如果附加货币使用得当,可以促进生产的恢复,有助于巩固经济基础,使人民币对应的实体经济规模稳步扩大——因此,附加问题是“多做”,减少是“做空”。

从下面几段可以看出,政府必须用“看得见的手”来打击对民生物资的投机,释放土地革命的巨大潜力,接管和经营国家资本。货币是这只“看得见的手”几乎可以得到的唯一武器。

然而,作为附加货币,人民币的发行与民国有本质的不同。从本质上讲,法国货币依赖于货币,信贷以美元外汇储备维持。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和法国货币对美元的贬值,法国货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将会下降。结果,大部分发行的货币将回到工业和金融中心上海,涌入真正的投机领域,政府金融的监管作用将被削弱。然而,人民币是一种主权货币,具有“以人为本”的内涵,具备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自我赋权的基本条件。自我授权意味着自我授权,这给了政府真正的权力“看得见的手”。

民国时期发行的万元法币(百度百科图片)

可以看出,人民币相对于法国货币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依靠土地革命来形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国家政权,从而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摆脱了外来势力对货币主权的侵犯和国内财团的干预。货币可以与国家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体现货币主权的完整性。因此,“多做多做”的财务控制措施是非常有效的。

土地革命给了新政权解放农村的条件,把追加资金产生的大量资金流向农村,大大减轻了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并在货币领域再现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从下面可以看出,只有通过土地改革和附加货币的紧密结合,我们才能“用更多做更多”:在全面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通过附加货币,将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注入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鼓励农业生产在3年内实现46%的增长;通过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恢复,以及从农村地区收集和购买的农产品向大城市周边的快速收集和运输,可以形成相对于商品投机者的绝对权力优势,并使各种折旧制度成为可能。只有搞活国有工商企业,把城市工业产品带到农村市场循环利用,才能逐步推进“钱下乡”和“落户农村”,使农村成为一个巨大的资金宝库。

中央政府分配物资的强大能力也得益于长期战争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指挥军事行动和统一制定根据地建设方针和路线方面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制度。面对各地区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挑战,在最高权力的军事部门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使方案协调会有更大的跨区域和跨部门协调能力。在此基础上,它形成了强大的全国范围内分配材料的能力,以便在短时间内从不同地区收集难以置信数量的材料。

这种在短时间内重塑中央政府政治经济权威的经历,与历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从晚清到民国中央政府抑制地方政府的能力逐渐减弱的情况。

在中国特色的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物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在上海指挥全国财经工作的会议上,陈云指出从各地区之间到地区内部,都要加强统筹协调。“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会上要求,收购土产和资金,要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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